我1934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私营银行的高级职员，我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四。我堂兄在1947年参加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被捕，他是一个地下党员，我大姐也是。她从小对我很好，受她的影响，我也对共产党有好感。1950年1月成都和平解放，暑假期间，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举办的“青年学园”。在一个大草坪上，几千学生席地而坐，听老红军（大概是何长工）做报告，一口气讲了三小时，我们都听得入迷了，心情很激动。在这里，我申请加入了青年团员。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响应团组织的号召，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在军干校学习。在这里，我对党领导的军队有了真正的认识，知道了他们几十万小米加步枪的军队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兵，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翻身求解放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我在军干校学习了两年，并没有上前线，因为朝鲜已停战。部队保送我们这些学生兵去上大学，我进入了西北工学院学习“人造石油”，因为当时中国十分缺油。上大学不交学费，国家每月还发给24元钱，因为我是“调干生”，当时伙食费是10元。我上大学四年半没向家里要一分钱。我带着感恩的心情在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还担任了班上团支委的工作。班上同学绝大多数都衷心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清正廉洁，努力工作，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我们高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那时我并没有入党要求，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离党员的水平还差得远。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即今大连化物所），就遇上了反右运动，后来又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是我亲身感受到饿肚子的难受的唯一一次。后来又是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在1958年“拔白旗”中被批为“只专不红”，我对党是“敬而远之”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我真是完全迷茫了。我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做点科研工作好。

对入党问题思想开始有转变，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小平同志领导下，一心搞四个现代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人民生活越来越好，1981年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那时只是认为共产党伟大，做党员光荣，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何要入党。不久，被科学院派出到德国进修，回国后把入党的事几乎都忘了。

我真正的思想转变，已经到了2006年，那是因为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对为什么要入党有了真正的认识，只有入了党，才有组织观念，才能对自己严格要求，要做群众的榜样，为党增光。入党后，我学习党史，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在本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这也是我的梦，但我也认识到这决非易事。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我虽然已是八十多的老头，但还是要尽力为国家做点事，发挥余热，为党分忧。